沈祖新/文
《世界文明中的技术》是一部将技术史、全球史与文明史三者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著作。“技术”是本书的核心概念与写作对象，作者在“历时性”的线索中，勾勒出从公元700年直至21世纪的技术迁移的脉络，并在“迁移”的踪迹中发现“对话”的潜流；技术之间的对话引申出全球各大陆之间的历史互动，作者继而将“技术史”延伸为“全球史”，在对火药、造船、铁路等技术问题的描述中，“共时性”地展现人类历史在“技术对话”的推动下所发生的进步与发展，而这，正透露出作者对于人类文明的深切关注；在作者的笔下，“文明”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溯，更是对当下的关注与对未来的求索，正如当下是由历史所孕育，未来也必经当下的滋养，尤其是在“全球史”的广阔视域下，“技术对话”所蕴含的，正是对以尊重与合作为基础的“四海一家”的美好愿景的殷切召唤。作者以此为基点，将这一系列玄奥的命题具象化为对日常需求的关注，在技术与日常的灵越互动中，举重若轻又悄无声息地彰显自己的写作目的——由“技术史”出发，在“全球史”的整体性视野中，直抵“文明史”的腹地，将科学著作升华为文明沉思。
技术变迁的“历时性”线索
(资料图片)
“技术”是本书的第一关键词，也是作者考察全球历史、思考人类文明的切入点。它既是抽象、虚化的概念，也是与生产发展密切相关的生产工具。作者以历时性的时间为叙事线索，将笔触向前追溯至公元700年，认为当时“进入了一个惊人的发明和技术变革阶段”。在此时，创新的苗头虽然破土而出但又并未开枝散叶，世界处于一个相对隔绝的状态，除了近距离区域之间有限的贸易往来，还没有更进一步的交流与沟通。而这，恰恰是一个“世界历史的平衡”时期。本书的创新性，就体现在将“技术”视作打破“平衡”进而重塑世界历史的重要角色，由此挖掘出“对话”的力量。
在书中，水利工程、金属冶炼、纺织、印刷等，都是“技术”的具体形态，每个国家和地区在最早的阶段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技术类型，但随着人口的增长与贸易的推动，这些“技术”开始在各个地区之间流转与变迁。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石油是一种现代能源，但在公元7世纪，拜占庭希腊人就已经开始将之运用于军事领域，并将之称为“希腊火”，再经过阿拉伯商人之手，让其在印度洋领域内有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这是技术变迁的绝佳案例，以技术为中心，以贸易为动力，历史进程在悄然继续。
同时，历史进程的推动离不开人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就体现在技术的传播与变迁过程中人对它们的应用、开发与改造。中国在公元917年或更早之前就在与东南亚的交流中了解到了“希腊火”，并很快将之应用到自己的火器制造中，让火药这种古老发明又有了石油的加持，在当时的世界中处于领先的历史地位。正是在以中国古人为代表的历代先民的智慧中，作者呈现出写作“技术史”的深刻之处：一方面，新技术的传播与引进会促进当地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这种“创新”的背后隐含着“对话”的力量，而它在本质上，是人的力量的体现。在技术变迁的历史过程中，人对技术的接收并非单向的复制，而是双向的改造，它不仅体现在对生产力的推进，更表现人类社会的进步，这在根本上成为对人类自身的反哺。
跟随着作者遍览技术变迁的历时性线索，我们见识到的不仅是“技术史”，更是属于人类世界的“全球史”。技术的变迁超越了区域间的阻隔，世界在技术的流转中变得动态十足、活力四射，人类借“技术对话”所呈现出的智慧与才能更让人类文明呈现出生机勃勃的面向。
全球对话的“共时性”图景
技术在传播与变迁的过程中，经过“人”的中介，呈现出“对话”的面貌。它推进了技术自身的进步，更将世界联系在一起，推动了“全球史”的进程。相较于“技术史”的历时性，作者对“全球史”的呈现，更突出共时性的特色——在一个历史时期，技术本身的流动所展现出的全球图景。前者是以时间为线索，后者则是以技术为焦点。历时性的纵向与共时性的横向如同地球的经纬线，全球史的广阔图景正是在这纵横之间得以逐渐编织成型。
火药与铁路是本书重点关注的技术类型，作者也设置专章对其进行描述与讨论，因为二者是人类历史的重要角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共同推动着分隔的“世界”成为整体的“全球”。在作者的笔下，经济贸易固然是“全球史”的重要动力，军事活动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火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是不言自明。作者发现，在公元1310-1320年，“从中国流传到各地的火药配方和一些原始枪支促使欧洲发明出大炮”，这从中国燃起的火焰在一定程度上照亮了西方历史的前路，作者将之称为“旧大陆上东方和西方之间辩证影响或对话的结果”。火药的技术转移犹如点燃的火信，造船术、纺织术、冶铁术等技术都纷纷开始了东西方之间的文明往来，直到“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船坚炮利”成为西方探险者与殖民者的代名词。至今仍有人沉溺在“日不落帝国”的往昔荣光之中而不能自拔，但东西方之间潜藏的技术对话，如同一声声警钟，让后人在历史的镜鉴中得以清醒与自省。
火药引申出海洋，铁路则贯穿着大陆。由于经济贸易往来的频繁，全球化的进程逐步加快，各大陆之间的联系也渐次深入，对更为高效的交通工具的需求也越发明确与迫切。铁路也由此应运而生。在某种程度上，铁路是20世纪的象征。它的象征意义并不只是将“世界”联通为“全球”，更在于这种运输技术的背后，隐含着动力能源的更新与大工厂的组织形式。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重要成果蒸汽机不仅使用在工厂中，更为火车提供动力；煤炭这种化石能源也在这个时期成为供给能量的首要材料。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历史真正进入了工业化的阶段。
以火药和铁路这两种技术形式的变迁、传播与发展为锚点，本书呈现出了全球史的广阔与浩荡。可以说，在“世界”联结为“全球”的进程中，技术对话的作用功不可没，因为“技术进步通常来自交流对话，即技术理念的双向沟通”。同时，我们也应注意，这种“双向”并不能成为“平等”的代名词，更不能成为“平衡”的替换项。20世纪充满着梦想与力量，但也不乏彷徨与没落，甚至不免侵略与奴役。这些词汇共同彰显出这段以“技术史”为主角的“全球史”的复杂与幽微，作者也以此为起点，将笔触掘进更深处，展开朝向未来的文明沉思。
朝向未来的文明沉思
以“全球史”为基底写作“技术史”，一方面让作者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局限，在东西方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中把握人类历史的脉搏；另一方面，作者以此为基础深挖“技术对话”所蕴含的历史能量，期待以“对话”驳正至今依然存在甚至流行的霸权思维，以未来为导向，发出对“尊重”的提倡以及对“合作”的召唤，回应“四海一家”的美好愿景。
对印度、非洲与日本的迥异命运的关注，展示出作者写作本书时强烈的现实立场与问题意识。在作者的笔下，印度在前现代的历史时期有着令人惊异的技术成就，但随着西方的崛起以及对技术的垄断，印度逐渐成为原料的供应地与产品的倾销地，在尴尬的境遇中进行被压抑的发展；与之相对，日本的崛起似乎洋溢出技术进步之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丰功伟绩，但诚如作者所说，日本的技术进步并不是首先应用到军事领域，而是在日常生活方面大放异彩，这种清醒暗示出作者的忧虑——虽然两个国家在表面的发展上对比明显，但内在的现实境遇却不约而同，二者都受惠于技术对话，但也受限于技术垄断。与之相对，非洲的境遇似乎更是不容乐观，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映衬出传统技术的重要性——“非洲的技术在规模和设计上应该追求‘适应性’，而不是盲目引进各种大规模拖拉机项目和灌溉计划，然后眼睁睁看着它们一个个失败”。
这种对“适应性”的呼吁，暗示出“技术对话”所蕴含的文明沉思，即对尊重与合作的倡导。所谓尊重，既是对传统的正视，更是对各个国家、地区与民族的独特性的正视，非洲正是因此而实现了对森林的留存；所谓合作，是因为当下的环境要求“人类社会需要承担新的角色”，需要承担新的责任。这不仅是自身的进步与发展，更是对生存环境的保护与持存。
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明确反对“往日的教条”，认为这种失效的训诫只能耗尽人类的未来。在非洲的启发下，作者以“技术对话”为基点倡导“让我们重新理解未来科技的走向”。或许，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对其进行精准预测，但也应在历史的镜鉴与当下的境遇中得到文明的启迪——教条不是未来，对话与变革才是，尊重与合作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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